文

  祝勇

  一只小小的仙鹤，似乎要把壶体的重量化为虚无。

  我一眼就能辨认出那件莲鹤方壶。

  不是因为我眼力好，是它太显眼。它也是一尊酒器，但它是春秋时代生产的。

  它的身上，带着那个年代的胎记——它不像鼎、尊这些礼天的器物，以恢弘的体量和单纯的几何造型控制人们的视线，相比之下，它更加精致、复杂、美轮美奂。

  假如我们只看壶身，会觉得它跟其他青铜器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覆盖着连篇累牍的动物纹饰而已，只有专家才会看出，那是蟠龙纹，而不是饕餮纹或者其他什么纹。底座是两只卷尾虎，侧首吐舌，身体展开着，托起方壶的全部重量；方壶腹上攀着四条飞龙。

  壶颈两侧的耳，是附壁回首的龙形怪兽；最绝妙的部分出现在壶冠上，在那里，双层莲瓣形次第开放，形成两个同心圆；在圆心上，在莲瓣簇拥中，立着一只仙鹤，体态轻盈，似乎要抗拒地球引力，把方壶引向天空。一只小小的仙鹤，似乎要把壶体的重量化为虚无。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自西周到东周列国（春秋战国），是一个由王权统一到群雄逐鹿的时代。中央的约束力的减弱，使原本附着在青铜礼器之上的国家权力在下放，各国诸侯已经纷纷铸造青铜器，不仅齐、楚、秦、晋这些大诸侯国在铸造，像陈、蔡这样一些小的诸侯国也要过这把瘾，争先恐后地铸造青铜器。

  说白了就是没人管了，爱咋咋的。

  猪肉炖粉条，大家可劲儿造。

  权力的松弛，为青铜铸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自由：

  造型艺术上，青铜器摆脱了西周统一的端庄风格，形成了多元的地方色彩，由简朴厚重转向优美和实用；动物形体也逐渐由纹饰中的阴线和阳线中脱颖而出，变成更加写实的浮雕、圆雕和透雕，像这件莲鹤方壶上的仙鹤，“成为一种独立的表现，把装饰、花纹、图案丢在脚下了”，“表示了春秋之际造型艺术要从装饰艺术独立出来的倾向。”连被称为“国之重器”的鼎，也摆脱了它一本正经的气质，像故宫博物院所藏这件陈侯鼎，鼎腹浅，鼎腿长，像个跳高运动员，傲然独立，还有青铜椭圆鼎，变成了横向的椭圆状，像相扑运动员，憨朴可爱。与此同时，各种实用艺术纷纷挣脱了材料的控制，多种材质的工艺品走进人们的生活，其中有：漆器、陶器、金银器、纺织品。玉更以它清雅的气质和玲珑的色泽介入到生活用具的设计和制作中，“被用作剑饰、发笄、佩饰和带钩，即使一度是礼制性器物的璧和琮在这个时期也丧失了原来的象征意义而成为装饰品。”

  技术上，各种新观念、新技术也突然迸发，各种新的实验也无拘无束地自由展开，工艺的巧思达于极致。这件莲鹤方壶，就是用当时的“高科技”——“分铸法”铸成的。也就是说，壶上的仙鹤、双龙耳和器身主体，都是分别铸成，然后再与主体部分联铸在一起的。那时还没有数控机床，但这并不妨碍那时的工匠不差毫厘地把各自分铸的零件连接到一起。

  青铜器最肆意活跃的年代，刚好是今天的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轴心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有孔老庄墨、孟韩荀屈，这一大堆“子”，不仅在思想上领跑全球，而且两千多年无人超越。

  这只莲鹤方壶，寄托着那个生命诉求、时代美学和工艺理想，把一件实用的酒器，打造得迷离耀眼。像一场缓缓降临的梦，繁复、诡异、轻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