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储福金

  每次我探亲回上海，父亲总会和我说到他过去的“历史问题”。

  父亲老了，已经是八十高龄了。他很少下床，只是盘腿坐在床上，身前拥着被子，背上披一件中装棉袄，混浊无光的眼，有点兴奋地朝着回到家的我，问着我南京家里的事。我大一点声地用不太标准的上海话应着他。有时我问到上海侄子的情况，他会重复念叨两句“小书，小书”，我知道他说的是“笑抒”，那是我儿子的名字。母亲在一边笑着说：“他耳朵不行了。”父亲抬起头来，也带着了一点笑，是老人对自己无可奈何的笑。这时，我望着父亲苍老的面容，想着自己是应该多回上海来，多在父亲身边坐一坐的。 

  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四年新四军情报人员，像许多情报人员一样，解放后便背负了“历史问题”的包袱。这问题缠绕了他后半生的四十年。在我初学作文的时候，就开始为他写申诉书。二三十年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他一次次地说，我一次次地写，他的那些过去的事和过去的人名，都为我深深地熟悉，熟得不能再熟了，熟得生腻了。到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后，已经从事创作工作的我曾对父亲说过：过去的事现在不重要了，已经不会让我们的生活减少什么了。父亲还是一次次地对我说，让我一次次地写。后来，有关父亲文革中的结论得到了平反，但他的政治待遇却没有落实。已经成为作家的我再对父亲说：你的政治待遇也不重要了，不会让我们的生活增添什么了。但我回到上海后，父亲还是一次次地对我说，从抽屉里小心地拿出底稿来，让我一遍遍地誊写。到后来，父亲也许觉得不应该老让难得回去的我写那些东西了，但只要我坐在他身边时，他还是会说起他的那段很陈旧的如梦一般的往事，说久了，我多少有点烦，我也就打断他，问一句最近的事来引开他。但他只应了几句，又会绕到原来的话题上。

  多少次从上海回到了南京，我便会想到在上海的时间是短了，应该多陪一陪父亲。然而，一旦到了上海，坐在父亲身边，听父亲说到那个话题时，我又会想到南京还有许多现实具体的事在等着我。终于有一天，上海来电话说父亲不好了，待我赶了去，便只看到平躺在床上的父亲了。父亲是平静地去世的，他躺在那儿的神情是那么地平静。他不会再对我说什么了。操办了父亲的葬事，我流着泪在父亲的灵像前念一句：爹爹，我要走了。我仿佛觉得父亲还像过去那样望着我，像要对我说什么。我转身而去，母亲说：你不要难过，你对得起他了。可是我心里却是空的。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最疼爱我的人，在我插队农村并也承受“政治问题”的日子里，父亲还拖着老人的病体到乡下来陪伴我。以后，曾有多少次，从上海回南京后的我会想到，就是父亲再唠叨，做儿子也应该尽孝多听一听。然而，如今的我独自一人对着苍茫的夜空时，心与境交融，我便会想到父亲，年老的父亲是需要倾诉，是想对他心爱的儿子倾诉那段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生活，而现在对我来说，不管父亲说的是什么，只要坐在父亲身边，看着他，听着他说，便是幸事了。

  然而，这已是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