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颁布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再次惹来一片争议。作家阿来的报告文学《瞻对》意外遇冷,甚至以0张选票落选。对此，阿来发表了三问鲁迅文学奖评委的文章。作为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的格非和王跃文分别携新作亮相上海书展。对于获奖，格非十分淡然，“我对这个不关心，我连什么时候被提名入围了都不知道。”王跃文把获奖归功于写作的踏实，“我不相信运气。所以，我有意做个老实人，活得安心。”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双奖获得者刘醒龙认为，文学时时提醒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真理，有时“不识时务”是有价值的。

    格非多角度“解毒”《金瓶梅》

    格非新作的书名“雪隐鹭鸶”四字取自《金瓶梅》第二十五回中的诗句：“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白色的鹭鸶在雪地里，不认真观察，很难发现它的存在。也许只在鹭鸶飞起的一刹那，人们才会惊觉雪地里原来藏着这么一只鸟。“雪隐鹭鸶”的意象可以喻指《金瓶梅》中深远幽微的人情世态和历史文化信息，也令人联想起《红楼梦》中“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苍劲悲凉。

    潘金莲心爱的梳妆镜，与《红楼梦》中的幻境有何关联？西门庆手下的“伙计”是职业经理人的雏形吗？明代的运河经济，又如何体现于餐桌上的冰湃鲥鱼和生鲜枇杷果？被列为禁书、奇书、才子之书的古典名著《金瓶梅》，究竟有多少可能的读法呢？格非在《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一书中做了精辟“解毒”。他首先将《金瓶梅》置于16世纪全球社会转型与文化变革的背景中详细考察，探索小说情节背后的社会史和思想史渊源；进而以46则“修辞例话”勾连全书关窍，细腻剖析《金瓶梅》在写作上的精妙处。格非对《金瓶梅》的解读承续了前辈学者“以诗证史”的努力，以小说观照时代，建立文学文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复杂关联。修辞例话部分的细绎深解，亦堪称文本精读的典范。

    谈到最早关注《金瓶梅》，格非称是在1987年，当时齐鲁书社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了由王汝梅等校点的《金瓶梅》删节本。还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任写作助教的他，有幸申请到一套，因为太“珍贵”拿到书后忙着四处向人炫耀，以至于两个月后失窃。几年后的一个晚上，他在北京的白家庄参加批评家朱伟和几位作家的讨论，为《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优劣，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伟那句“不管怎么说，《金瓶梅》都要比《红楼梦》好得多”的断语，让格非这个“红迷”深受刺激。回到上海后，为了证明自己固有的信念：所谓比《红楼梦》还要好的小说，在人世间是不可能存在的，他躲进学校图书馆，开始一遍遍研读。读完《金瓶梅》之后，不知为什么，格非对朱伟先生那句明显偏激的断语，产生了秘密的亲切感。从那以后，他开始留意收集《金瓶梅》的版本，几乎是每隔两三年，就要将《金瓶梅》重读一遍。

    在格非看来，《金瓶梅》是一部激愤之书，也是一部悲悯之书。时间的流逝从未减损它的“毒素”或魅惑力。然而，在《金瓶梅》的阐释史上，虽说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知音般的读者和研究者，同时也积压了越来越多的误会和曲解。比如为什么《金瓶梅》里没写到农业？没写到乡村风景？没写到西门庆的父母？“这些问题都吸引着我。”格非说。

    面对当今社会的种种困惑，在备受刺激的同时，格非认为，“我们至今尚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视线。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或许正是四五百年前就开始发端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大转折的一个组成部分。”《雪隐鹭鸶》对《金瓶梅》展开的解读，正是要鼓励读者穿透偏见和曲解，去索解隐秘、探幽访胜。

    读了二十多年的《金瓶梅》，发现这部奇书被太多人误读，价值更是被大大低估。在反复阅读《金瓶梅》的过程中，格非逐渐意识到，如果不把《金瓶梅》放置于十六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中去考察，如果不联系明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金瓶梅》中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得不到很好的解释。

    作为曾经的顽固“红迷”，格非特别强调了《金瓶梅》的被低估，“其实《金瓶梅》在西方，比《红楼梦》的影响更大。因写法更接近于西方的现实批判主义和自然主义，阅读起来更没有障碍。因为《红楼梦》里面的东方情调很重，很多东西外国人理解不了。反而是《金瓶梅》里写到的那些商业、感情对于他们来说理解起来容易点。”

    刘醒龙《蟠虺》表现社会变化和碰撞

    作家刘醒龙新作《蟠虺》的开篇写了这么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在上海书展读者见面会上，刘醒龙表示，我们这个时代不能只管肉体的实践，而不管灵魂的雕琢。或者说，只看到识时务者俊杰们的实践，而看不到不识时务者圣贤的标准。他认为，文学的作用就是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表示异议，它时时提醒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真理，有时“不识时务”是有价值的。

    “蟠虺”，读音为“pán huǐ”。“有人跟我说，‘蟠虺’原来就是‘醒龙’的意思。我听到后会心一笑，我的名字和书的名字，竟然时空交错，紧紧联系在一起。”新书发布现场，刘醒龙为读者讲起了书名中这个陌生词汇的典故，“‘蟠虺’，意为屈曲的小蛇，是青铜器纹饰形象之一。” 刘醒龙说，“其实很多学者也不一定能马上读出‘虺’这个字，但我在小说里用了大量我们现代人不用的字，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一直不用就是废弃了。”他觉得，有时候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人的认知有惯性，我们这些文化人必须有意打破惯性。这也是文化的意义。”

    在刘醒龙看来，没有挑战的阅读是无味的，“凡是今天，没有哪一篇好作品不是对个人的挑战，作为我这样一个有作家身份的读者，坦率地说，不喜欢有意讨好读者的写作者。一味阿谀奉承，那不是好东西。在菩萨面前烧香磕头的，并不一定是大慈大悲的人。”

    谈到这个时代的生活，他认为太安逸就会肆意追求娱乐，就会将一切文化放在娱乐的染缸里。作品是一个作家的气节，文学是一个时代的气节。经常被看成可有可无的文学，在生死抉择的时候为我们提供了情怀的抒发。他强调，要像保卫我们的领土一样保卫自己的文学，保卫我们的文明，热爱自己国家的文学。

    “小说的使命之一就是为思想与技术都不能解决的困顿引领一条情怀之路，小说创造价值，也创造知识。”简单说，蟠虺就是盘曲的小蛇，它是青铜器的一种纹饰。家住湖北省博物馆附近的刘醒龙一直被馆中的国宝文物曾侯乙尊盘吸引，总在想是不是可以把它写成一个作品。在小说《蟠虺》中，刘醒龙用悬疑小说的手法，写了一个关于曾侯乙尊盘引发无数野心者相互争夺、失而复得的虚构故事。他具体解释说，当下社会，人群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冲突和价值选择也越来越明显，《蟠虺》就是表现这些社会变化和碰撞，用国宝青铜器承载故事、引发思考。

    王跃文《爱历元年》写中年情感危机 

    王跃文曾以创作官场“清明上河图”《国画》被媒体誉为“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后又推出《梅次故事》《苍黄》《大清相国》等一系列小说，一时洛阳纸贵。2014年，王跃文的视线跳出官场，回归日常生活。日前，他的中篇小说《漫水》以8票涉险过关鲁迅文学奖，引发不小的关注。此番来到上海书展，王跃文畅谈起自己的写作人生。

    对于刚刚摘得鲁迅文学奖，王跃文自谦道，获奖并不代表就是成功者，读者的评判更重要，读者的厚爱更令他感到欣慰。“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最看重老实和踏实，从来没有想过怎样投机取巧，或者怎样干一些冒风险的事情去获得成功，我经常和家人、朋友说，有的事情人家干了，成功了，但是我不相信我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我有意做个老实人，活得安心。”

    王跃文把获奖归结于写作的踏实，过去写机关材料也是认认真真，后来文学创作也是踏踏实实，必须逼出自己的能力极限。“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能够用我的一支笔把家养好，这是我的小得意。”

    新作《爱历元年》描写了畅销书作家孙离陷入情感危机，妻子冷漠麻木，儿子疏离淡漠，直到小侄儿的到来为这个家庭带来了爱与宽容，使两颗倍感伤痛和孤独的心得到救赎。王跃文将这部家庭伦理小说解读为“无病呻吟，却有大痛”。他认为，比如我们浮躁，我们欲望特别强烈，我们想要很多钱，人和人很多时候看上去很亲近，其实很疏远……如此种种，都是我们意识不到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所以，我想用我的笔写写这个时代的病。”           蔡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