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北京,广告已经充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广告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媒体传播。当你走在大街、坐在车上时,广告如影随形。手机也随时发布着广告信息。
广告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悄悄地融入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翻开广告的历史,体味广告的故事。
人们以为北京的广告公司是今天才有的,殊不知这个行业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已出现。那时叫广告社,最初的规模都不大,主要经营:策划路牌广告、印刷广告、游行广告等。
怎么说到广告公司这事儿了?前不久,我的朋友张女士,问我:“你手里有解放前北京老报纸吗?刊登有关杨本贤广告公司内容的?”她告诉我,杨本贤广告公司的创办人是她姥爷,并发给我一张杨本贤肖像照片。于是我答应帮她找找。老报纸没找到,但在一本1935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中看到了杨本贤广告公司的记载。当时北平有广告社21家,其中以个人姓氏名称命名的有10家,称为广告公司的,只有杨本贤广告公司一家。我对这北京第一家广告公司产生了兴趣,我立马儿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张女士。张女士和我说:她曾经和姥爷一起生活过几年,期间,姥爷给她讲过一些旧事。于是她通过微信,把回忆起来有关她姥爷杨本贤先生的经历发给我。整理如下:
杨本贤先生,生于1898年,祖籍在通州燕郊兴都村。他读过私塾,认识李大钊,一生共有过三次婚姻。杨先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1993年逝世,终年95岁算得上长寿了。
杨本贤先生的爷爷是举人,父亲是秀才,姑姑留洋,家族在当地算是有文化的开明乡绅。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引发了庚子之乱。那时,杨本贤先生的父亲和当地的传教士经常往来,传教士曾经治好他的病,关系一直不错。父亲亲眼目睹了传教士被砍头,被这一场景吓疯了。
杨本贤先生6岁开始读私塾,赶上兵荒马乱的年代,本想参加科举考试的愿望没能实现。一晃几年就过去了,1919年,他离家孤身一人来到京城闯荡。开始在城南一家织袜店当学徒,织袜店老板只管饭吃不给工钱。他每天打扫卫生、生火煮饭、给老板看孩子,挨打挨骂,晚上睡在门板上,吃苦受累。干了不到一年,正好南城魏染胡同的京报馆缺一名送报员,他凭借读过私塾识些字的条件找人担保,被京报馆录用,当上了送报员。送报纸这差事也很辛苦,报纸印出来,他要按照订单逐户把报纸送到家。那时,报馆里有一名留洋归来的记者与他关系不错,鼓励他自己办一家广告社。他也考虑广告刊登在报纸上才能达到宣传的目的,自己守着报馆又接触大量客户,生意一定很好。
1921年,杨本贤广告社在前门廊坊头条门店挂牌营业。他凭借在报馆给客户送报积累的人脉,把经营范围确定在为京城各报馆(立言报、真报、时言报等)招揽广告。杨先生为顾客精心设计广告内容,选择刊发的报纸,可以称得上是一条龙服务了。各报馆以1至2成作为酬金支付给他广告费。之后,经营广告能赚钱被其他人看到,一时间涌现出多家广告社,大多数集中在南城虎坊桥一带,一般只有一间门脸,也有前店后坊的。三五个人算多的,有的广告社一人为挂牌社长或经理出面揽活儿。
杨本贤广告社由于经营得当,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该社兼营电台、影院广告,业务量大增。1935年,广告社的牌子已经换成广告公司,经营地址也从前门廊坊头条搬到了北平沙滩路西,聘请的业务和设计人员达到近10人。
虽然杨本贤广告公司经营的风生水起,为了保持人脉,他给京报馆送报的差事一直没有丢。他在送报期间,还有幸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其居住地东交民巷属于他的送报范围。李大钊看杨先生是个老实人,经常与他交流,传递革命思想。转眼到了1927年,那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因为他负责给李大钊送报纸,也差点儿受到牵连,特务向报馆打电话核实了他的身份,之后才把他放了。杨先生后来听说李大钊被杀害,感到很伤心。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闯入京城。杨先生在大街亲眼看到,行人碰到日本军人如果不鞠躬,就要挨耳光。由于广告公司在北平沙滩路西,距离日本人开设的监狱很近,他天天都能看到日本军警抓人,吓得他经常关门停业。日本人走了,国民党军队来了,有时,半夜士兵入户抓壮丁,有一次,他让伙计躲在房顶上,士兵用手电筒往房上乱照,还是抓走了一名伙计。过后,伙计的家属找他要人。这些伙计都是老家同村的人,他只好多多赔钱。
1950年,杨本贤广告公司宣布歇业。政府请他出来继续工作,他由于身体原因谢绝了邀请。他用当年经营广告的收入在北京买了几个院子。解放后,他先是靠卖宅院养家,部分房产被政府征用。后来孩子们都工作了,每人每月给他五元。上个世纪80年代落实房屋政策,政府把房子还给了他,他再次卖掉房产,靠这笔钱安度晚年。
杨本贤老先生的经营活动见证了北京广告业发展的历史。在这一阶段,媒体与广告经营者逐渐分离,广告经营者以报馆广告代理人和版面买卖人的形式出现,后来演变为各种广告社,广告公司。通过史料研究(见《中国广告史》),杨本贤广告社是北京创办最早的广告公司,他为广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