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央视报道，有人组织武汉在校大学生“枪手”前往河南杞县等高考考点参加替考。河南省招办回应称，2014年该省已查实违规违纪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6月18日《扬子晚报》A13版）。

    在央视的报道中，“枪手”考上二本两万，一本三万，重点一本五万，如果考上了全国名校，酬劳还可以商量。而打点一个考场的成本，起步是7万。在这里，高考成绩不再是学子寒窗苦读的成果，而是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而从招聘“枪手”、打点考场、组织“枪手”参加高考到最后的讨价还价等一系列的流程来看，其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程度，同样令人叹为观止。有理由相信，高考替考事实上已经形成一条地下产业链。

    迄今为止，尽管公众对高考颇多非议，高考本身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没有人能够否认，高考仍然是当下社会“最不坏”的一种人才选择机制，无论是保障社会底层向上有序流动，还是消除社会板结化，抑或实现最基本的公平与正义，高考都是无法替代的。也正因为如此，高考的纯洁性和公信力显得尤其重要。高考公平是一种底线的公平，一旦高考被玷污，无论是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还是对社会心理的冲击，无疑都是巨大而深远的。

    2000年，广东电白县发生高考考场监考人员、教师、学生合伙利用BP机传送答案、集体舞弊的重大案件，一时震惊全国。而以此案为节点，教育部门对高考的监管和防范体系全面升级。譬如引进指纹识别系统。讽刺的是，这一堪称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在此次高考替考案中，被以最原始最低级的方式轻松突破——“抢手”只需要在手指上贴一层指纹膜，就通过了检查。

    技术层面的改进和升级，显然还不足以保障高考的“安全”。从2000年的广东电白，到今天的河南杞县，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是，高考舞弊事件并非死灰复燃，它其实一直以某种形式潜伏于每年的高考之中。譬如此次，如果不是央视收到线人指供的线索，恐怕也很难曝光于世人面前。换句话，如果机会成本大于风险成本，那么高考舞弊就是难以根治的社会隐疾。

    因此，我们需要把视野放开，从对高考替考本身的关注，转移到对地方生态的剖析上。在央视的暗访中，负责组织替考的“李老师”表示，在他们操作高考替考的河南几个县城进行，他们可以买通关系，在监考的各个环节获得通融。“县城就那么大，有头有脸的人基本上都是通的。”从事后“枪手”均能畅通无阻地进入考场，甚至有“枪手”在指纹识别时用错手指都能通过检查来看，其所言非虚。

    这也就意味着，因为有了权力的介入，高考替考已经变成可以公然交易的明规则，它不仅突破了层层的防线，游离于监管之外，事实上还可能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和配合。在这个意义上，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诡异地形成了一种利益同盟，他们以出卖高考的公信力，以及个人的良知和职责为代价，换取了唾手可得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在这起高考替考案中，沦陷的不仅是高考的公平，更是一个地方的基层治理和权力品质。

    对于高考的监管，最终要回到人的因素。违规违纪的考生和替考者，终将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但要知道，他们只是这条替考利益链的最末端，有关部门有没有决心和魄力追根溯源，找到幕后策划者和有话语权的关键性人物，才是公众最为关切的事情。

    （云南 吴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