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上老张同志的“江山一笼统，井口墨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便无法不爱屋及乌了。4句，20个字，通篇不见“雪”，但神态、诗意，已十足。后来晓得老张生于唐朝，连名字也不见传，只知姓张，是一位受雇于油坊卖体力的打油师傅，老张一字不识，本与诗书八竿子无缘，可他有项特异功能，一边打油，一边就有山歌出口，山歌率性急就，押韵顺口，还忒活泼搞笑。这类山歌，本来各朝各代都有，只因出了这个张某，才引起文人的特别关注，此后给他冠名为张打油，专门给这种诗歌体，起了个名字，叫打油诗。

    从此打油名篇走俏。明朝有个痴心功名的詹义，凡科考，场场不缺，但科科不中，一直考到73岁，才考上个进士，苦乐之间，“打油”来了：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逢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先生53年窝囊，73年铁杵磨针，半世苦海一世梦，一次性得以解脱，怎不笑也似哭，哭也像笑？

    打油诗，憨憨的，稚稚的，贴近底层生活，忒讨人喜爱。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也有首咏雪打油，他连字数、句数也不拘了，长长短短三句：飞飞飞，十万八千小鬼，在空中撒石灰。你瞧瞧，下雪成了一场隐身游戏，不是“小鬼”，怎么玩起“石灰”？不是“十万八千”，怎么出得这等场面？形象、气氛、神情，都上足了。还有首七言，作者也无从考证，但就是广泛流传：天下才子数苏杭，苏杭才子在敝乡；敝乡才子是老弟，老弟请我写文章。经三次递进铺垫，轻轻松松，把个明明不乍的“我”，托上了天。

    传说民国时山东军阀韩复渠，一日兴起，带了随员夜游泰山，让眼前景一激灵，诗兴浩荡上了，脱口吼出：远看泰山黑乎乎，近看泰山下边粗；有朝一日倒过来，下边尖来上边粗。四句刚完，又见一道贼亮闪电划过上空，文气再上：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要是玉皇不抽烟，为何再来一火链。还用见吗，这诗一读，韩某已在眼前。新近听说，韩复渠并不草莽，说他外表斯文，一手好字，这两首打油，是他人为丑化他借笔伪托的。如果是这样，那伪托者更是“打油”诗仙，八句白话，用足打油体的特质，妙笔就此生花。

    诗人均以体裁的稚顽、轻松、明快、幽默等而大获成功。他们巧于从大俗中寻找风雅，从愚顽中渗透智慧，也总是从“旁门左道”把大伙带进别开生面的境界。人们爱诗歌，不仅爱它深刻，还希望欢快。后种功能，“打油”人从来都是天才。民间传说的祝枝山、郑板桥、纪晓岚形象，至少有一半是活在那些打油诗中。

    上世纪初，倡导白话文的先驱者胡适一日坐在窗口吃早饭，见一对蝴蝶，由合而分，不禁生发感触，当即写下一首《蝴蝶》：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与讲究韵律、句式的古体诗相比，颇似“打油”，它浅也浅了，白也白了，自然场景、生活小趣也有了，但平心而论，实在不咋的。不及老张的活色俏皮，形象得出其不意！

    胡适那首《蝴蝶》，后来也出名了，但出名不在它的好，而在它成了反对派反对白话文最开心的一个例证。写打油诗，看似容易好却难；读打油诗，小清新里大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