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斌   

    旧时小儿开始读书认字，谓之“发蒙”。我的“发蒙”当然是在小学。外国文学方面，当然的，要迟得多。算起来要到初中，这里的一个关键人物是高我三个年级的小孔。他的作用不在指点门径，而在一下子把我给震住。相应地，他的方法不是循循善诱，而是醍醐灌顶——虽然他自己浑然不觉。

    小孔家就在学校操场的西头，没事常在学校里转悠，自老师到低班学生都认识他。老师、他的同年级学生都叫他小孔，低班生也跟着这么叫，他也不以为忤。小孔长得肩宽背厚，腰粗腿粗胳膊粗，粗黑的头发始终长不到一寸，下巴结结实实，一根鼻子势大力沉。小孔说话瓮声瓮气的，像是有点大舌头。

    我和小孔差了好几级，他既非邻居，又不是某个同学的哥哥，论理不会有什么瓜葛的，也不知怎么就算认识了。初一的暑假，我和几个同学向老师讨了差事，每天晚上到学校的图书馆当看守，校园里有座小山，图书馆就在半山腰上。正是喜好群居的年纪，我们每次都有一两个“编外人员”来入伙。四五个人坐在由山脚下通到图书馆的最上面几级石级上，海阔天空，言不及意地神吹。头顶一天星斗，脚下是朦朦胧胧、空空荡荡的操场。更深时分，夜凉如水，人家的灯火渐次熄灭，四周的各种声音归于沉寂，就觉自己的说话声变响起来，咳嗽一声，传出去老远，打个哈欠也清晰可闻，真如置身空山之中。

    有一静必有一动。我们也时常下山去搔扰，小孔家就在校内，也是我们的搔扰对象。几个人裹了大毛巾扮作土匪模样，携了弹弓、弹弓枪去偷袭，一个高喊“小孔，小孔”，待他从家里出来，这边黑暗中一阵齐射，小孔中了弹，便骂道：“小狗日的，让我逮到打个半死!” 

    也就是骂骂。晚上在家闷得慌又无处可去，他时常要来找我们玩。往往是冲了澡之后，肩上搭了块毛巾，哼着样板戏大摇大摆走上山来。到了我们堆里，他自有一种高班生在低年级学生面前特有的见多识广、居高临下的派头，当仁不让就作了中心。有天我正抱了本千辛万苦弄来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在看，小孔又来了。从我手里拿过书去翻看几页，问我：“契诃夫是哪国人？”我说是俄国人。他听了便抛下书，露出看不起的神情。“苏联小说不灵，”他道，“都是跟法国学的，法国小说一等。”我心里有些不服。小孔却不理会，只自顾自说道：“有个莎士比亚晓得不晓得？写过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绝对精彩！”于是便讲这故事。我得说他擅长的是旁逸斜出的乱侃，讲故事并不高明。说了几句他便推记不清楚，掉过头来纵论法国小说家。“莎士比亚还不算什么，巴尔扎克更棒。还有更厉害的，知道不知道《茶花女》？小仲马写的。他老子叫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没看过吧？那是没的话说了。”一连串的名字闻所未闻，但他讲得眉飞色舞，我们倒也听得津津有味。

    那天晚上小孔神吹到很迟，就在我们那儿睡了。人多，桌子拼成的通铺睡不下，小孔和我们当中一个叫阿五的，一横一竖睡在了借书还书的曲尺形柜台上。我们都还没发育，阿五更生得瘦小，睡在那里更衬出小孔偌大一个身胚。众人渐渐入梦，我大概是最后一个睡着的。小孔瓮声瓮气打着鼾，蚊香隐隐的一点红亮是暗淡的，黑暗中也见不出缭绕的烟缕。迷迷糊糊地我还在想，《基督山恩仇记》或许比《水浒》、《说唐》更有意思吧？

    如今教着外国文学史，当年小孔报出的一串作家的名字时常挂在嘴边，那些书也早都看了。但我还是忘不了那一次的“外国文学启蒙”。有次到留在母校的中学同学处串门，说起过去认识的人，他告诉我小孔现在当着体育教师。一时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不禁悬想，要是哪天在大街上恰好撞见，向他提起这段往事，不知他会怎么说。也许他会说：“哪有这回事？”不过更可能的情形是招呼了之后，他要似是而非地想半天：“你不就是那谁吗？！”似乎在当时，很熟的样子，他也单认人而不大知道我们姓甚名谁。毕竟，他是高年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