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30日上午6:00，我终于抵达了朝思暮想五年多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公派访学生活。喜欢阿姆斯特丹不仅是因为它久负盛名的美丽、优雅和宽容，还因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范爱默伦教授非常爽快地接受了我的访学请求并同意担任我的导师，能够得到这位国际论辩研究协会主席的肯定和帮助是莫大的荣誉。

    与教授的首次见面很是愉快，相谈甚欢之余我提议有空与他和老伴一起出去喝杯咖啡或下午茶。听闻此言，他的眼神里立马透露出一丝无奈。沉默片刻，他告诉我，老伴身体很虚弱，现在几乎不能下床。我顿时感觉很尴尬，他微微一笑，“不要紧，我们俩可以出去喝一杯。”

    那天，我们去附近的中国城办事。一路上他诉说了老伴的病情以及他们四处求医问药的艰辛。临别前，他突然站住，像个小孩子一样悲伤地问我：“你说，她这次是不是真的挺不过去了？”我顿时语塞。回家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出可以暂时取消与他两周一次的见面，以便让他有更多时间照顾爱人。两天后，我收到了教授的回信。除了感谢我的好意之外，他特别交代我们的例行会面和讲课计划应该照常进行，因为这是他在接受我为访问学者时许下的“承诺”。

    10月下旬的某一天，教授又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给我上课。课毕，他邀请我共进午餐。等餐时我送给他一盒在比利时游玩时买的巧克力。他疲惫的脸庞上闪过一丝欢快，很开心地说这是比利时最好的巧克力，一定会带到医院跟老伴分享。我这才知道，他的老伴病情危急，已经住院。住院期间，他每天上午要走一个小时到医院，在那里陪上一个半小时再回家。下午还要走一个小时，再陪一个半小时。我很疑惑，为什么不一次陪三个小时呢？他非常认真地告诉我：“因为她每天想见到我两次，我也想一天见她两次。”随后，他略显轻松地说，“不要担心，我每天还能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用于研究。”

    10月底，副导师告诉我教授的老伴在从医院被搬回家的途中去世了。在荷兰，这种情况下熟悉的朋友和同事通常会给未亡人写一封哀悼信。打开邮箱、填入教授的地址后，想好的客套话突然全部弃我而去，键盘如石头般坚硬，敲打不动，脑中浮现的全是教授悲伤的眼神。半个小时后，我终于把不足百字邮件发送出去，却丝毫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没几天，我收到了感谢的回复。在信的结尾，他这样写道，“我一口气把你送给我的一盒比利时巧克力全吃光了，可能是因为它太好吃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我太伤心和痛苦了……”三分钟后，我又收到了他的第二封邮件，“请问，我们这周的讲课和讨论能否定在本周四的中午12:00？”两封邮件，让我果断泪奔了。

    与教授再次见面时，房间里的整个格局都变了。之前，纵然是三层小楼，内部仍稍显拥挤，也很温馨。而现在，一切都变得简洁和清爽，俨然是一个人独居的小楼了。他把老伴的绝大部分物品都送给了有需要的同事和朋友，只留下了两张照片分别放在书桌和床边。“有时，我能听到她的声音，”教授平静地跟我说，“每当此时，我就放下手边的活，跟他聊聊过往，说说正在做的事。但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得到。”

    半个月后，教授主动提出要带我去参观莱顿大学和博物馆，他希望我能在学习和研究的同时也能好好感受一下荷兰的文化和历史。我很明白，对于丧偶不久、仍处悲痛期的教授而言，这个邀请的背后可能是国人难以想象的教育精神。在去莱顿的小火车上，一幅题为“四十六年爱情之旅”的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画卷中没有波澜壮阔或轰轰烈烈的爱情场景，贯穿其中的是遭遇磨难时的默默相守、洗尽铅华后的静静对视和生死离别时的依依不舍，落款是最简单却也最难写的三个字——“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