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郑荣来

  堂兄已去世5年多，一个普通人，也许渐渐被淡忘。

  我与这位堂兄，其实没有血缘关系。我叔父年轻时去越南南方谋生，并在那里成了家。而在家乡又还有一点小家业，于是又娶一妻管家。她带来一儿子，比我大8岁。

  堂兄小学没读完，辍学几年后就工作了。1951年18岁，他最早的一份工作，就是参加土改工作队。他在工作队里年龄最小，但思想“保守”，不随大流。尤其评阶级成分，不论谁家，他都不赞成评高了。那时有些人有“左”的倾向，总想在每个自然村，都评出一个高成分的来，或地主或富农。

  我们村21户人家，没有太有钱的人。只有意水伯有儿子在越南南方，生意稍好，常有钱捎回家，也买过几亩地，还盖了新房。于是有人要评他为富农。堂兄不同意，说他家人口多，土地没几亩，而且大都是山地，也没有雇工，没有收租，没有剥削，够不上富农。人微言不轻，他的话有理，意水伯家最后评为上中农。没有被划到剥削阶级那边，算是很幸运。一个本来和谐、没有“敌人”的小村，依旧保留了传统风貌。我们和意水伯，依旧伯侄相称。其后的六十年代，“阶级斗争天天讲”，富农被打入黑五类。我们村没有斗争对象，村干部开会也就少有这类话语，仿佛远离了阶级斗争。这少有的和谐景象，许多人都没想到，竟会与当年划成分有关。更少有人想到，其中还有堂兄的作用。

  土改结束后，堂兄当了乡文书。算是政府的人了，办事依旧与人为善，乐于助人。1957年，我高一刚念完，班里一些同学就要去汕头做胸透检查肺，为高考做准备。我出不起这笔费用，不敢有此想法。有一天堂兄回村里，我嗫嚅其词，说起这事。他问“要多少钱？”还没等我回答，他从兜里掏出15元给我，还问我够不够。那天他正好领工资，那是他半个多月的工资啊！

  1959年8月，我考上了大学，学校远在上海，我家里没钱，唯一可换钱的是一个旧挂钟，父亲拿到镇上卖了3元，是对我的仅有的现金支持。我正为费用发愁，堂兄获悉后说：“考上了是好事！费用你先筹，不够我想办法。”就为这句话，我感动得掉泪。学校给我最高补助15元，姐夫倾其所有给了15元。堂兄给了我25元，又是他半个多月的工资！时逢3年困难，家乡大饥，粮食奇缺。那时，人们手中的钱，都用来买高价粮，堂兄的钱，分量重如金！

  堂兄调任过好几个乡，都是当文书。乡文书是个什么官，我一直没弄清楚，想必就是干杂活的秘书之类。这差事他干了许多年，始终没有高升过，直到退休都是科员级。四五十岁时，又调任过派出所、镇法庭等单位，还是科员级。在政府行政干部级别里，他仅比办事员高，相当于24——26级。

  堂兄有恩于我，我不曾报答多少，想来十分愧疚。虽然每年春节都寄一点钱，也是出手寒酸。漂母一饭之恩，为世人所称道。堂兄对我的慷慨，我铭记于心。我参加工作之后，他从未求过我什么，一次嘴都没有张过。

  他做了大半辈子的基层干部。他不是无能的窝囊人，久经工作锻炼，已不乏文化积累，讲话干脆，办事也干练。只是性情耿直，敢于直言，还像土改时那样。这是优点，或许也是缺点。他职务“没进步”，他对此看得很淡。那年我回家乡，无意中聊及此事，他说“咳！平安比什么都好！”

  他拮据一生，节俭一生。退休后二十多年，他从退休金中积攒了一些钱，即所谓“老本”。去世前做过前列腺手术，治疗费报销70%，自己出了一部分。他儿子告诉我，他去世时仅存3万元——这是他工作42年的全部积蓄，并最终作为遗产留给了儿孙！

  劳碌一生，清廉一世，做最小的官，拿最少的钱。八旬而逝，默默无闻，平凡其人，善良其心。我为他作此小传，记下些少事情。我隐其名，一定也是他所愿。我知道，他只是农村基层干部里千万种人生中之一种。他的人生，只是一个符号，简单而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