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孔祥东

  书画同源在一些学术语境中似乎已习以为常，与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概念一样，其实缺乏严谨的论据，只是来自某位先贤的类比，而他们强调的是书法和绘画方法上的共同点。赵孟頫《秀石疏林图》题画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这就是书画同源的最早出处，也是中国画从表达对自然的感受，向表达文人内在的感受方向拓展，文人画家以自身创作经验产生的认识，并不是对历史的概括。而赵孟頫这个典型的文人画家，原本作为元代四大家之首，因为他画得太工细，也有太似前代青绿山水，到了董其昌梳理画史时就用倪瓒把他给替换了，因为他不符合董其昌的文人画概念。这恰恰印证了意大利文艺理论家克罗齐的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把历史选择性的纳入一定的理论范畴，以阐释某种对自己有利的观点，最终将阉割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画的起源就因为不断被当代化，影响了它的发展。

  最早叙说中国画起源的文字还有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他说，仓颉造字时，“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这段文字常被引用，作为书画同源的最早论述。这已不是指绘画方法和写字的方法一样，而是说文字产生的源流借助绘画的形状。除非说文字与绘画都来自人类大脑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只有这个源泉相同，然后是用于绘画和写字的工具相同，再以后随着有文化的人逐步占据绘画领域，创作人员趋同。而习惯语境中的书画同源是指绘画和书法起源于一个点，书法与绘画是同质的两个不同个体，这样的论断显然缺乏历史实证支持，流于主观臆断。

  文字是传达信息的符号，结绳可以，刻画也可以。绘画是借助图式传达情感需要的，它像原始的歌、舞一样，可能是漫无目的、不确定意义、没有实际功用的。这是艺术的特质，而文字有确定功用和意义。张彦远所说“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只是绘画在文字产生之前或之后也有用于传达信息的功能，但不是主要功能。我们借助考古发现，看到许多距今大约5000-7000年间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多数是图案，少数具有现实对应物象，但都没有信息意义，也不是符号，其中最复杂的《鹳鱼石斧图》已与现代绘画无异。而考古发现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尽管以象形为主，但目的不是为了画形，而是为了表意，它产生于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传说中的仓颉生活在皇帝时期，其上限距今也只有5000年。可以看出书画不同源，绘画的出现和成熟都早于文字。就像幼儿先会涂鸦，后才识字。涂鸦是先天的内在冲动，识字是后天被动的学习。

  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先民在陶器上的绘画最早出于无意识的涂抹，其结果产生意外的美感，又不影响陶器的使用功能，于是这种额外的装饰逐步得到广泛认可和推广。一些心灵手巧的先民成为最早的画工，或陶工兼画工，他们根据自己的想象，或将现实生活所见描摹到陶器上，先用一种颜色，后寻找多种颜色。没有更丰富的多彩，我相信是受材料的制约。在我们今天看来，一些很简单的变化，人类发展史上却是经过漫长的历程才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