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邓晓文

  蒋学模先生2008年7月18日4时于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0岁。报上说他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他主编的高等学校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累计印刷了近2000万册。但我记住这个名字却是因为《基督山伯爵》这本书。

  最早知道这本书还在中学时代。我们家和金伯伯家是邻居，我家前门正对他家后门。那时没有空调，夏天太阳一下山，我们就会用水把地冲干净冲凉了，把小饭桌端到两家之间的过道里。吃完晚饭，收了饭桌，就把凉床、担架、竹榻、竹椅等乘凉的物什在那里放好，大家一起乘凉。我最享受的就是听金伯伯的大女儿小迪讲大小仲马的故事，讲基督山复仇，很是着迷。就开口跟她借书，她说这书中学生是不让看的。

  可进了大学还是看不到。无论是校图书馆还是系图书馆都觅不到她的身影。很快就到了“文革”，课也不上了，去灵山挖煤，又苦又累，晚上就围着老师听故事。苏老师是我的同乡，我非常喜欢听她用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给我们讲福尔摩斯、讲巴尔扎克，也讲到了基督山。那真是我的美好时光。

  毕业后我去云南的山沟沟里当老师。马振扶事件出来后，师道尊严大受鞭笞，教师们威风扫地，我几乎没法上课了，课堂里唱样板戏的跳芭蕾舞的翻跟斗的拿大顶的无所不有。奇怪的是有位老师的课堂异常安静，不仅学生端坐静听，连工宣队的都一个个端了大烟袋坐着小板凳在窗户底下静听。我也绕到窗户底下，一听就乐了，原来他是在讲基督山复仇记。这已是我第三次听人讲这个故事了。可这是大毒草啊！他怎么敢在课堂上放毒？后来才知道他是工宣队长的小舅子。

  真正读到这本书是我回南京探亲时。我去看望过去的老邻居孙阿姨，她女儿乐乐有好几部手抄本小说，全是抄在黑皮软抄本上的，其中就有《基督山恩仇记》，就软磨硬泡地借。乐乐说还没抄完呢，抄完了再借给你，我说不行，我快要回昆明了，我就先看这么多。其实这个手抄本也是一遍遍转抄过来的，硬伤不少，如一开头的1815年，就抄成了1915年，许多地方得连猜带懵才能读下去。那年月太饥渴了，谁还管得了那么多，有书看就不知多幸福了。根本顾不上读手抄本是项罪过。基督山伯爵的报恩令人感动落泪，他的复仇更让人快意淋漓。我还记得基督山伯爵对摩莱尔说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既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只有一种处境和另一种处境的比较。必须想到过死的痛苦，才能懂得生的快乐。”

  “文革”结束后我回到了南京，万物复苏，各种书籍陆续出版。我骑车上下班都路过兰园新华书店，特别关注新书预告，有好书就早早地去排队购买。那天得知卖《基督山伯爵》，我一大早就去排队，人已经很多了，但队伍还挺整齐，谁知门一开队就乱了，挤成了一团，我被挤到了墙跟，贴着墙壁拼命往里挤，总算没白挤一场，喜滋滋地捧着四本《基督山伯爵》出了书店，这本书就是蒋学模先生翻译的。书后有他的译者后记。我一回家就洗手恭读。妈妈问：你的裤子怎么啦？低头一看，我穿的那条新裤子在墙上磨了一个大洞。

  最近我又读了一遍《基督山伯爵》，还是入迷。谨以此文向蒋学模先生致敬。

  （有奖征文由本报和金陵图书馆联办，欢迎投稿：zhengwen@jlli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