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余斌

  读老鬼《我的母亲杨沫》一书，知道《青春之歌》出版后，很快销出了近百万本。售价是一元钱出头，以当时每月一百元钱以上就要算高工资的情形而论，称得上价格不菲了，可见时人阅读的热情。反过来，我亦由此推想“文革”时“焚书”的盛况：印数这么大、几年前的畅销书，我读小学、中学时，居然已是难得一见。好多年后我看到一条资料，说北京“工人阶级”曾经举行过一场十七万人的批判大会——批一本书，聚集十七万人，不知算不算一个记录？

  我撞上《青春之歌》纯属偶然。初一时有个同学，家里是“挑高箩的”，收的破烂当中，偶或有书。《青春之歌》便是从他那里得来。书已破烂不堪，封面封底不翼而飞，幸而从书脊上还可以辨识出书名。读了好几十页，还如堕云里雾中——我不知道主人公在干什么。 倒也不是没有印象深刻的段落，比如余永泽的英雄救美，林、余二人的谈恋爱，虽然余后来一点不英雄，甚至变成了反派。以今视昨，我想当时让我读下去的动力，恐怕主要是书中的“美女”的“另类”，林道静、王晓燕、林红、白丽萍，甚至那个出场不多，起先颇为交际场所诱，遭日本人侮辱，最终进步起来的李槐英，我也记得。当然，首先是林道静，小说开始写她逃婚，她穿件月白色短袖旗袍，带着件乐器，神情忧郁坐在火车上。这形象对我简直是一次洗礼。因此前小说中、电影中见到的正面女性形象都是妇救会长、民兵队长式，英姿飒爽，横眉立目，似这般“文艺范”的，见所未见。关键是月白色旗袍配合着林道静脸上的忧郁神情，引发了我对“小资”生活的朦胧想象。这当然是大大的误会：林道静的身份其实是“愤青”，或者说，《青春之歌》是一本写“小资”变成“愤青”的书。时至今日，《青春之歌》大体已被读者抛弃。当时的人再想不到，原因之一，乃是它太“革命”太不“小资”。

  但《青春之歌》占据我的读书记忆，还不单是因为上面的原因，而是这书戏剧化的收梢——不是说书的结尾，是说书本身最后的下场：它掉在了茅坑里。

  其时我读书的场所变动不居，如《青春之歌》这类可疑的书籍更是如此。在学校看不得，此前就因看一本叫《边疆晓歌》的书被老师找去谈过话；如父母在家，也以不看为妙，虽不至于弄到被没收，被父亲盘问也是件烦人的事。故大凡准备大看一场时，我会选择带本书到家对面的五台山上，找个僻静角落，排除干扰地读个半天。那天带了《青春之歌》上山，实在是别无选择，另一方面，这书老读不完，也让人焦虑，我发恨硬着头皮读下去，至少要在形式上结束它。

  也是合当有事，坐在山坡上一小树林里看了一阵，忽觉腹疼，便到五台山体育场内的厕所去如厕。那厕所既是万人体育场的附属设施，自然规模宏大，一般厕所再无如此之多的蹲位。这天偌大个敞篷式的厕所空无一人，显得更加阔大。

  我那一天不知是因从未领略过的厕所中的敞亮，还是自觉有些读进去了，总之居然有点物我两忘的意思。也不知过了多久，两腿已然麻木，要起身时，书没摆放处，便用下巴夹着。就在站起之际，听到啪的一声，书已入坑中。那一刻懵了，只有经历过书荒年代的人，才能了然我当时的大惊失色。有过一念：要是毛主席的书，罪过就大了，幸亏这是一本“反动”书。但“反动”书的珍稀以及它的非我所有似乎更令我慌急。片刻过后，我试图拯救它，寻来两根树枝，希望着能够夹得起来但没有成功，在厕所里徘徊良久，最后我空手离开了。第二天醒来，想到没法向书主交待，又一大早跑到那个厕所，却发现那里已被打扫过，书和粪便一道，都不见了。所幸后来那位同学并未找我讨要，可能的原因是，他翻看过几页，判断并非像《敌后武工队》、《说唐》那样奇货可居的“好书”，久而久之就忘了。

  《青春之歌》于我，便在大约四分之三处戛然而止，大约过了七八年后，我才通过电影将其“完形”。又过多年，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忽然火起来，我把《青春之歌》找来八卦比勘，这时没什么不懂了，却是另一种的难以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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