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张昌华

  2007年我为写《和平将军张治中》，数度拜访张素我先生，最后一次是2010年冬。

  张素我先生是张治中的长女。我俩都是《团结报》的作者；我们同趣同姓又同乡，因而结成“忘年交”。相识两年后，她突发奇想，坚持要收我为她的小弟弟。我遂以“大姐”称之，其实她比我的老母还大八岁呢！

  我第一次给她写信，不慎将她的名字写错了。她在复函中温和地说，她叫“素我”，非“素娥”。她的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是她名字的最好注脚。

  1935年，张素我从金陵女子大学肄业，旋赴英国西南大学留学。1937年，国内全面抗战开始，张素我毅然地中断学业回国。为培养女儿的吃苦精神，张治中令素我奔赴贫穷落后的安徽农村，在其捐办的巢湖黄麓小学当校长，并亲自兼课。随着战事的发展，张素我辗转长沙、重庆、西安、兰州，浪迹天涯，始终坚持她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和妇女工作……

  她的崇文门寓所陈设具有浓厚的怀旧情结：张治中与政要们的大幅历史照片、宋美龄的大幅彩照，以及上世纪二十年代戴季陶写给张治中的条幅悬挂厅中。

  第一次拜访，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客厅中的一幅字。那是1947年张学良书赠张治中的一首诗。由张学良的旧属王益知用篆书写的。诗曰：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

  我问素我先生这首诗的来龙去脉。她说，自1936年张学良将军被拘禁，到1947年间，父亲私下去探视三次。第一次是张学良1936年底护送蒋介石到南京，软禁在南京鸡鸣寺宋子文公馆时。第二次是1938年，父亲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学良被拘禁在湘西沅陵一个寺庙里。父亲看他时，张学良托父亲代转一封信给蒋介石要求恢复自由。第三次是1947年底，张学良被拘在台湾新竹。当时父亲是西北行辕主任，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是父亲当年的学生，父亲向他提出要见张学良的要求。彭孟缉不敢答应。父亲表示“一切由我负责”。张素我又说：那次我是随父母一道去见张学良将军的；但他们谈话我不在场，赵四小姐带我们玩去了。后来从父亲的《三访张学良》的文章中才知道，张学良又托父亲向蒋介石、宋美龄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望恢复他的人身自由，不一定要做事；二是不想与护卫（监视）他的刘副官（少将刘乙光）一家同住。父亲回南京后，立即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不接话，父亲又找宋美龄。宋美龄后来帮忙解决了第二个要求。

  面对墙上悬的那幅张学良与张治中的合影，我好奇地问那是谁拍的。素我笑了，颇有点自豪地说“是我拍的！”接着又说，“文革”中她家保存的许多历史照片，有的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有的扔满一地，这是幸存中的一幅。有本宋美龄赠的英文版“文电”，也被抄走，1979年为《人民日报》社资料室珍藏，张素我通过时任社长的范敬宜讨了回来，她又将其转赠给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和平将军张治中》稿子写好后，我寄请她审阅。没想到她对文中“后院，一方净土”一节中关于她母亲洪希厚1929年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一节的描写有意见，认为有损她母亲的形象，希我“酌处”。我基于尊重历史，在私下与其子周元亚相商后，还是保留了原貌。文章发表后，素我先生也没有责怪我，还将张治中的家训“咬口生姜，喝口醋”书赠予我。

  张治中与蒋介石的关系特殊，张素我的丈夫周嘉彬又是蒋纬国留德时的同学。张素我与周嘉彬结婚时，宋美龄亲书大红幅“宜尔室家”相赠，并送手表、衣料等物。后又赠她的英文著作《蒋介石夫人在战争及和平时期的文电》，用毛笔书写：“素我妹妹惠存。”

  张素我先生晚年一直坚持写作，后来她写不动了，改为口述，请人代笔。2011年她为《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作序；4月，还在《南方周刊》发表《张治中将军的最后岁月》，披露其父在“文革”中的遭遇和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耐人寻味的对话，以及对“文革”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