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艺术品领域闹得最沸沸扬扬的《功甫帖》真伪之争，暴露了中国书画鉴定的一些固有问题，年代久远，我们无法判断古人在完成这件作品时的背景，比如是事情紧急时匆匆留了一个便条；比如不是写于自己书斋，笔和墨都不顺手；比如不知当时的天气寒热、体格旺衰等等不确定因素，都会使作品呈现不同的形态，甚至瑕疵。如果没有硬伤，比如双钩填墨，比如后世托假，任何凭主观目测断其伪都是不能成立的。但判断其真，唯一可靠的依据就是流传记录，当然现在又有了高科技辅助手段，比对同时代同类作品的材料，用碳14测定用材的年代。

    中国书画作伪几乎与收藏史同时，南朝-宋-虞和在其著《论书表》中说到有关王羲之书法的作伪：“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辨。”1500多年过去，书画作伪的恶习和方法依然如故：做旧、漂洗暴晒、挖补等等，还增加了高科技手段：投影摹写、印刷添墨。倘时代久远，真假孰能辨？然而同时代的流传依据是最确信的，比如得自本人、购自权威经销商，总之越是靠近的作品辨别真伪的途径越多，越容易确定。我一直在想：应该尽可能把同时代的艺术品流传依据保存下来，不然日后假作真时，必然会有真亦假，那真是莫大的讽刺与罪过！

    书画收藏从晋唐、两宋、康乾、民国，经过宫廷、士大夫、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今天已扩散到大众层面，其流转也异常频繁，仅凭如《功甫帖》上遗存的“义阳世（家）”四分之三印章确定其早期流传依据，几乎再也没有可能。而现代资讯如此发达，买卖的交易记录、图像等，未来一定会被挖掘出来作为可靠的流传依据，但更直接的无疑是自觉地建立系统的数据库。在这项工程无人去做之前，采取传统的出版形式也不失为良策，并可在纸质出版物作为大众传媒被替代的过程中，尝试成为小众化、高档化出版的保留品种。

    我最近看到一幅喻继高的《新春》，画面右上角与左下角分别有一铅笔五星记号，拓纸背面上下都写一人名“步麒敏”，还有喻继高与画作的合影。说来很有意思，步麒敏早年投资股票，又先知先觉向书画家直接买画。书画暴涨后他并不便宜卖，而是要加上一定量的预期增值，有段时期他总是将画高价放在江苏省美术馆一楼开画廊的王馥美处寄售，所以就有了铅笔字和记号。照片上举着画的女士便是王馥美。那时宋玉麐当馆长，一下子将美术馆小展厅开成五家画廊，没有展览时，画廊便成了书画爱好者的去处，恰如宋玉麐所说，画廊是展览的补充。各种展览招来各个层级的画家，名画家被拉出场的机会也多，画廊便成为各自走得近的画家小坐或约见有求者的地方，喻老照片的背景就是一楼画廊。

    每张画都有或新奇或平淡的流传故事，特别是有上款的书画，经常被人挖去，怎么说都是对画面和质地的破坏，我一直想该有人办一本杂志，宗旨是全方位保存画里画外的信息，为藏品流传有序增益。如这幅喻老的画，若干年后有谁知道这铅笔字和记号的信息呢？甚至画与照片分离，真假又莫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