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余斌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经是大跃进年代对理想社会一种生动直观的描述——对大多数人而言，共产主义毕竟太过抽象，远不如具体的愿景来得诱人。虽然听上去似乎化为过小日子的概念，但这至少比“土豆烧牛肉”来得高远。据说赫鲁晓夫曾在描述共产主义时追加了一句：“还要有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此话后来被毛泽东在一首词里挖苦过，有句云，“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上牛肉”，再后面就是“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了。

    这首词曾经是我们的高中课文。虽然经常吃不到猪肉，我们在课堂上对“土豆烧牛肉”还是抱以最大的蔑视。其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然不提了，假如还有此说，那么虽然比起“继续革命”这样的大题目来显得小儿科，至少它在想象中比那盘菜更令人遐想，因为隐然传递出“现代”的气息——尤其是其中的电话。

    电话对我们可以成为“现代”的象征，只因它显得遥不可及。城市不比农村，在南京，即使是贫民窟，也都已用上电灯。楼房要稀罕点，住楼房的同学要比住平房更令人羡慕，那意味着，你父母是在较大的国营单位。而私人电话，简直就像天方夜谭，家有电话，必是富贵人家，光有钱还不行，得有地位，因装电话是要政审的。上小学时有一同学，父亲是供电局的头，公家给装的电话，他是转学来的，来后不久此事便已众所周知。我是较早的知情者，他特别要好的一个同学告诉我：“知道吧？他家有电话！”神情极夸张，仿佛又与有荣焉。待相熟之后，好多人的一个心愿就是去他家玩，显然，电话构成了最大的诱惑。

    他的家教甚严，似不大允许他带同学回家。经不住我们三番五次地提起，有一日他终于把我在内的两三人带回家中，当然，是家中无人的时候。我们在他父母房间的办公桌上看见了电话机，盖着一块手帕。接下来是长时间的蘑菇：我们缠着他让试打一下，他以各种理由推脱,最后实在被逼不过才算应下。

    打给谁呢？谁家都没电话，谁都不知往哪打。无奈之下那同学打给了他爸爸，没话找话问了一句“今天下班回不回来？”还没说完，就听电话里传来高声的训斥：“谁让你动公家的电话了？！”那同学嗫嚅着还没来得及解释，那边熊了两句就挂了。他立时像霜打了的茄子，眼里满是埋怨，我们都觉惹了祸，没情没绪挨延了片刻，便作鸟兽散。

    到上初中时，电话仍然保持着它的神秘性。据我所知，同班同学家中有电话的，一个也无。不过，电话毕竟不是不可接近的了。偶或有急事，我们获准在传达室给父母的单位打电话，校团委办公室里也有部电话，学生干部可以一用。有个暑假几个人在学校值班，闲来无事，便以打电话为消遣。依然没地方可打，拢共也不知道几个电话号码，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可以问时间，问天气啊——好像那也是个乐子。当然，不是有来有往的通话，打上几遍也就无聊。好在还可以打114查单位号码，随便找个单位，打过去瞎搭讪——谁谁在吗？请他接电话——没这个人？肯定有的呀……等等，等等。最让我们乐不可支的，是有次把电话打到了育红小学的传达室，我们当中有那小学毕业的，知道彼时那边看门的是个“生活作风”上犯了事的人。电话打过去，声称“我们是公安局的……”

    现在我知道了，要定性的话，这应该是初级阶段的“骚扰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