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西安晚报》不仅拥有着辉煌的历史，也搭建着新闻人才成长的平台，为西安、陕西乃至全国培养输送了大批新闻精英。如今，国内诸多新闻媒体中活跃着不少从晚报走出来的优秀编辑、记者。原《人民日报》知名记者孟西安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在《西安晚报》创刊60周年之际，孟西安应邀撰文，向众多读者回忆起当年他在《西安晚报》的那段岁月。

《西安晚报》是我的“母报”，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起航之地。在我40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有16年是在《西安晚报》度过的，抚今追昔，在晚报工作生活的日日夜夜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是晚报铸造并影响了我生命的轨迹，是圆我记者梦的圣地。

我与《西安晚报》结缘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西安市三十五中上学时，我就是《西安晚报》的热心读者，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后，我负责全校的新闻宣传，先后给《西安晚报》写了数十篇西大校园的新闻稿件，特别是我的一篇作文《铁锤》，被写作实习课的张宣老师推荐，发表在《西安晚报》上，我还收到20多元的稿费（那时我们一月的伙食费才12.5元！）这就更加深了我对晚报的感情。我梦想有一天能到《西安晚报》工作！

1970年参加农村水利工地锻炼后再分配时，我被分配到《西安晚报》任记者。在晚报工作期间，正值“文革”后期。虽然当时宣传的主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左”的错误路线，但客观上却磨练了我的笔头。记得毛泽东主席去世的当天，我白天采访了一天，晚上由我执笔综合各路记者采访的新闻素材写稿，我从晚上8时起奋笔疾书，一边写一边发排，凌晨3时一万多字的通讯完成，第二天早晨见了报（当时为《西安日报》）。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报社开展了揭、批、查。报社新任领导让我登台代表记者揭批报社原领导。我想一定要实事求是，在揭批前任领导的错误时，我没有无限上纲，反而做了自我解剖和检讨。我说，报社领导执行错误路线有错误，而我作为记者跟“风”跑，也有错误，我要在思想上清除“左”的影响，努力当好党报记者。没想到我的发言得到了报社大多数同志的好评。报社新任领导、老新闻工作者袁烙、马汉卿、袁良、袁福民等，他们没有歧视我反而重用我，还让我当了新闻部负责人。事后我想，“事实”易认清，“求是”谈何易！实事求是不仅是政治、思想路线的基础，也是做人、当记者的基石啊！

思想解放、改革开放，释放了我从事新闻工作的激情和能量。上世纪80年代是我在《西安晚报》工作最难忘的年代。在这一时期，经常可以在晚报上看见我写的报道，有几篇报道在全国还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1980年初，我采写的通讯《“你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最早报道了西安交大年轻讲师孟庆集在一次与外商的技术谈判中，以自己的真才实学与世界著名的叶片动应力权威辩论获胜，为国家赢得了670多万法郎赔偿的事迹。此事引起新华社的重视，就此发了内参，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两次就此事作了批示，同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孟庆集的事迹，并配发了《有真才实学才能干四化》的社论；1980年7月9日，《西安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我与马蛟龙合写的通讯《啤酒商标的风波》 ，并配发了我写的评论《要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8月7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通讯，并配发了评论，号召全国读者“读一读这篇通讯，联系实际想一想、议一议、看来，冲破各种束缚”。

此后，我又与张愈昇、何黄彪、刘炳琦等采写的西安卫校“八百闺女”义务为孤寡老人服务，知识分子唐安华受迫害的新闻在《西安晚报》发表后也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特别是由我和通讯员江林一起采访的第四军医大学学员张华带头抢救落入粪池老农的新闻《古城又一桩感人的新事》，在1982年7月14日《西安晚报》头版头条刊登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10多家报刊转载了报道，并在全国引发了“大学生救老农划算不划算”的大讨论，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为张华题词，张华被授予全国优秀大学生称号，这篇新闻荣获全国好新闻奖……正是我的这些报道，引起了《人民日报》的重视。经《人民日报》副总编、曾任陕西日报社老社长的丁济沧和一位《人民日报》著名记者的推荐，《人民日报》派记者部主任林纲来西安对我进行考察，1985年10月，我调入《人民日报》工作。

从《西安晚报》到《人民日报》，从古城西安到首都北京，我有条件在更高更广阔的舞台上工作。我坚信，记者贵在实事求是、吮吸地气，根向下扎得越深，树梢才能向上扬得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