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信息

  书名：《马寅初传》

  作者：杨建业 著

  出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学家和人口学家，曾任北大、浙大校长。他被誉为“中国人口学第一人”，却因《新人口论》饱受争议60年。他坚持真理，严谨治学，对我国的经济、教育、人口理论研究以及政策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不做官，二不发财”，走治学救国之路

  1904年9月，清政府外务部、学务大臣制定留学西洋的章程，规定选拔15-25岁已通西文的青年出洋三五年学成致用。马寅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最早被派出国的留学生之一。在1907年年底，26岁的马寅初终于来到了大洋彼岸——美国的耶鲁大学。

  经过艰苦的努力，马寅初于1910年5月，以出色的学习成绩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并且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招收的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1910年初夏，马寅初告别了耶鲁大学，乘轮船前往纽约。

  有人曾作过这样的比喻：“如果说，美国哈佛大学是撷取诺贝尔桂冠者的熔炉；那么，哥伦比亚大学则是培养政治、经济领袖人才的摇篮。”

  马寅初，就是在这个“人才的摇篮”里造就的著名经济学家。

  不过，此时他遇到了伤脑筋的问题：本来他是官费来美国留学的，一切费用由原来的清政府及后来的北洋政府供给。但自从到纽约以来，国内给的费用越来越少，他只好进行勤工俭学：在学习之余，他不是去纽约唐人街的中国餐馆洗碗、刷盘子，就是到港口的码头和建筑工地去扛木头，做苦力。

  1914年，马寅初终于完成了他用英文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纽约市的财政》。32岁的马寅初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轰动了当时美国的财政界和经济界：不仅被立即出版发行，成为畅销书，还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校方负责人向马寅初博士正式提出聘请，希望他留校任教并继续进行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但马寅初委婉谢绝了。

  1916年，怀着“强国富民”抱负的马寅初博士回到祖国。

  当他风尘仆仆来到古都北平之后，他在家接待着一批又一批来看望他的客人。

  “你是清政府北洋大臣袁世凯保送出国留学的，现在他当皇帝了，正要用人，如若同意，我立即去给你推荐……保证你有大官可做！”一位政客这样劝说马寅初。

  “还是到我们大帅那里去吧！去后让你操办财政经济事务，保你发大财……”一位军阀的代表向马寅初提出邀请。

  ……

  这些军阀和政客轮番上门来游说、邀请，使马寅初十分反感，经过几天的考虑，他决定公开宣称“一不做官，二不发财”，走治学救国的道路。他要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于培养中国的经济学人才和研究解决发展国民经济事业的问题。

  不久马寅初就成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他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长期专门讲授经济学，特别是财政金融的理论与务实，还专门开了一门叫“经济哲学”的新课。教学之余，他还联合当时全国经济学界的前辈刘大钧等人，在北京发起和组织了“中国经济学社”，为经济学界在社会上组织队伍，提高研究水平，扩大影响，寻求救国道路。

  人生重大转折：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1939年5月，马寅初搬进了重庆大学校园内的“教员院1号”。

  这天，马寅初教授比往常任何时候都起得早。早饭过后，马寅初换上了他最喜欢的一套藏青色的毛料中山装，拎上早已准备好的手提包，由沙坪坝乘车进城，去见他久已盼望的一位令人崇敬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马先生，你好！能够在重庆见到你，我很高兴！”当马寅初来到会见地点时，周恩来迎上来紧紧握着他的手兴奋地说：“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王若飞同志，这是马寅初教授。”

  王若飞同马寅初握手以后，满面笑容地说：“欢迎，欢迎！”

  “二位是驰名中外的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今天能够抽出时间来见我，非常感谢！我有许多话要同你们说。”

  对这次谈话，马寅初早已做了认真的准备。一见面就如同老友重逢，坦诚相见。

  “……我认为我的关于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主张是正确的，但蒋介石不但不同意，反而查禁我写的文章……”

  “如此下去，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前途又在哪里？我长期以来百思而不得其解。今天特来向二位请教救国救民之道，万望给予指教。”

  ……

  周恩来的会见和谈话，犹如阳光，一下驱散了长期以来积压在马寅初心中的疑团，使他认清并找到了救国救民的必由之路。他决心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不惧恐吓、被捕，断然与蒋介石决裂

  历史进入1940年。

  这天下午，大约三点多钟，马寅初正伏案准备写揭露四大家族的讲稿，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来访者是马寅初的一位朋友，他郑重其事地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蒋委员长说，政府准备让你出任中央银行的总裁或财政部长！两个职务任你挑选。如若这两个职务都不满意，愿担任全国的禁烟总监也可以。”

  马寅初听罢这位朋友的传话，顿时火冒三丈，从座位上站起来，拍着桌子说：“真卑鄙无耻！”

  对马寅初实行拉拢、利诱、收买政策统统失败以后，蒋介石黔驴技穷，终于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派出特务以暗杀相威胁。

  1940年中秋节的夜晚，马寅初刚从院里赏月回到房间，他的夫人就递给他一封信，并说：“这是刚才有一位不认识的先生专门送来的，送信人还再三嘱咐，一定要你亲自拆阅。”

  马寅初接过夫人给他的信，刚拆开，信封里装着的一颗手枪子弹就掉在了桌上。他抽出信纸一看，没有署名，只写着几句话：

  不听招呼，要吃“卫生丸”的！如果再要演讲攻击政府，将以手枪对待！特此警告！

  面对特务的威胁，马寅初毫无畏惧。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上写到：

  “我所讲的全系事实，有理有据，非讲不可！枪口是封锁不住真理的嘴巴的，特务们可以开枪杀人，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还是要讲……”

  蒋介石为什么会这样凶相毕露，对马寅初突然采取这种赤裸裸的法西斯手段呢？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

  1940年炎夏的一天上午，马寅初受邀到重庆郊区山洞的陆军大学。

  来到陆军大学的接待室后，一位将军介绍说：“现在本校将官班的100多名学员中，有很多是从抗日前方调回来受训的。他们对抗日战争时期的财政经济问题不大了解，所以今天特请马先生这样驰名中外的经济学界的权威来当面指教。”

  面对蒋介石的100多位高级将领，马寅初教授如入无人之境。

  马寅初声音洪亮地演说：“现在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在此危亡之际，全国必须一致抗日。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是‘下等人’出力，农民和劳动人民在前线浴血抗敌；‘中等人’出钱，后方广大人民受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之害，减少了实际收入，为抗日负担了财力；‘上等人’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还要囤积居奇，发国难财。”“更有甚者，还有一种所谓的‘上上等人’，他们依靠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翻手成云，覆手成雨，顷刻之间就获巨利，存到外国，大发超级国难财。我可以告诉诸位，这种猪狗不如的所谓‘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

  马寅初紧接着提出了他的关于抗日的主张：“必须反对滥发纸币，反对搞通货膨胀；一定要真正做到有钱出钱，合理负担，一定要向有钱的人要钱，搞一次战时资本捐或临时财产税。”他声音洪亮地强调指出：“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把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撤职，把他们的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日经费。”

  马寅初一连演讲了两个多小时。在演讲结束时，整个教室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

  在蒋介石训练他的高级将领的陆军大学的讲坛上，马寅初竟发表这样的演讲，真可谓胆大包天！不久，马寅初就收到了前面所记述的那封装有手枪子弹的威胁恫吓匿名信。

  1940年12月6日，寒流席卷山城。一清早，国民党重庆宪兵六团的一个连包围了重庆大学，对全校进行戒严。

  宪兵团长吴某快步直奔马寅初的住处。他对马寅初说：“本人今天前来登门，是奉了最高当局的命令，请马先生去谈话。”

  马寅初当时正在同妻子王仲贞吃早饭。听了这位不速之客的话后，知道他早就预料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蒋介石要对他下手了。

  12月8日上午，马寅初在宪兵团长的“陪同”下，回家取衣物，被逼办理移交商学院院长的手续。宪兵团长在全校师生的一致要求下，无奈只好同意马寅初向全校师生话别。

  当马寅初被逼走出礼堂时，全校2000多名师生已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夹道目送他到沙坪坝。许多人因悲愤交加，泪如雨下，女同学几乎都失声大哭起来……

  看着这些可爱纯真而又无限悲戚的青年，马寅初深受感动。他同重大师生合影留念，走出校门时，又将一本英文书亲手交给了丁洪范教授，并坚定地说：“抽资本税并不是我马寅初的发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就实行过。对豪门巨富抽财产税，理所当然。我走了以后，还望你们多多研究，坚持下去！”

  这一历史性的场面，正好被英、美、苏三国驻重庆的记者碰到，他们当天就写下了《马寅初教授挥泪别重大》等一系列文章，在国内外对此事作了报道。

  提出切中要害的治国良策：《新人口论》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第十一版以整版篇幅刊登的一篇文章，曾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篇文章高瞻远瞩，切中要害，真不失为治国的良策！”

  “著名经济学家，在人口问题研究方面，竟也有如此非凡才能和卓识远见！”

  人们在议论什么？

  《新人口论》！

  这篇文章的作者何人？

  马寅初！

  原来，《新人口论》，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马寅初教授在1957年6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一份书面发言；会议期间，马寅初把它作为一项提案，正式提交。因为这个发言，这份提案，无论在理论价值，还是实际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人民日报》才将它全文刊出，奉献给全国和全世界的读者。

  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尖锐地指出：“人口多，资金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矛盾。”因此，“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显棘手，愈难解决。”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人们还根本没有注意和重视中国人口问题的时候，马寅初却如长空惊雷，大声疾呼：中国的“人口非控制不可”，而且还科学地预见到了中国在未来50-100年人口发展的真实情况，并据此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1953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表明，截至这一年的6月30日，中国人口总共已达601938035人；并且估计，一般来讲，中国人口大概每年增加1200万-1300万，增长率为20‰。

  从此，马寅初就对中国的人口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且把它列为自己的重点科研题目。他不顾自己已年逾古稀，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三年的调查研究。在浙江、江西、陕西、山东、上海、江苏南部和北京郊区，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但有谁能够想到，马寅初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满怀希望和信心地在浙江小组会上就这一问题发言以后，听到的却完全是一片反对的意见。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他坚强不屈，作了严正的发言：

  “大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可以暂时收回发言稿件。但我认为：我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并不因为大家反对，我就改变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我将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对自己的发言再行补充完善，下次人代会上，还将提出。”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完全是因为人口问题，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确实太重要了，我既然发现和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应尽的责任！”

  1957年春天。北京中南海阳光灿烂。嫩黄的迎春花儿正在怒放……空气中，弥漫着春天万象更新和朝气蓬勃的气息。

  此刻，在古色古香的紫光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整个会场静悄悄的，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马寅初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发言。

  “人口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马寅初声音洪亮地说：

  “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称其为计划经济。”

  ……

  马寅初的发言结束以后，整个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即对他的发言表示赞同。

  毛泽东笑着说：“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

  在这次演讲的基础上，马寅初又对他的讲稿做了一个多月的精心修改和加工，最后才撰写成了在人代会上的书面发言稿——著名的《新人口论》，并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正式提交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